剧情介绍
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又称“徽帮”，它是旧徽州府籍（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商人集团。其萌生、发展和兴衰历程，既有着地域经济社会发展环境条件的原始推力，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和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重心发展移动的历史走势相适应的。
“徽商”源流
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明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商帮集团。明嘉靖以降至清乾隆、嘉庆时期，徽商经营达到极盛，并形成了雄踞中国南部，威震海内达数百年之久的宏大商帮群体，乃至出现“无徽不商”、“无徽不成镇”的说法。从清道光、咸丰时期至清末民初，徽商渐趋衰落。
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徽商不仅以自己的杰出实践实现了雄踞中国三百余年事业的辉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
徽人经商，源远流长，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与日俱增的人口和山多地少的客观环境压力，这正如明嘉靖年间徽州一村妇所说：“吾郡在山谷，即富者无可耕之田，不贾何待”。
因山区的自然条件环境的局限，人们要生存发展，就必须付出加倍的努力，故而徽州人向以吃苦耐劳著称，练就了吃苦耐劳，百折不回的“徽骆驼”精神。
2.丰富的物产、便捷的水路交通刺激徽人经商。
3.徽人思变精神的内在动力加上当时我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外部契机。
而其三者，最主要的也是最本质的是徽人的思变精神。正是因为他们敢于打破“重农抑商”的世俗偏见，才使许多徽民变为徽商，正是这种转变才产生了徽商的鼎盛。
当然，徽商之所以能称雄商界数百年，成为全国十大商帮之翘楚，是与它的贾而好儒的本质特点分不开的。
贾而好儒
徽州素称“东南邹鲁”，生于斯、长于斯的徽商，一个明显的特点是“贾而好儒”、“贾儒结合”。徽商的本质是儒商。其从商者多为士族大户，其家族文化传承底蕴较为丰厚。从商之前大多在私塾家学中习儒读经，成年后再出去经商；也有许多人是习儒致仕失败后转而从商；有些则是既从商亦习儒、亦商亦儒。这些有文化的商人，其气质、智力、判断力和洞察力自然较高，谋略胆识也非一般人所能匹敌企及，在市场供求瞬息万变、盈亏捉摸不定的情况下，他们善于审时度势，精于运筹谋划、扬长避短、出奇制胜。就其经营理念而言，“讲道义，重诚信，诺而必行”，“商人唯利，取之有道，德为上”，“宁奉法而折阅，不以欺诈而求赢”等，都是和儒家思想内核“仁、义、信、诚”等一脉相通的。从而使其在社会各界中有着良好的商誉形象，人们乐于和其交易往来。所以其做生意成功率高，大多获利多且快，生意越做越红火，越做越大。
徽商的贾而好儒首先表现在其思想观念上的崇儒重儒。如在黟县古民居村落西递村有这样一副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从中便可看出徽人对儒与商的看重。徽商贾而好儒还表现在他们的实际行动上，即不少商人致富后，或弃贾业儒，或弃贾就仕，不少徽商甚至选择了一条捐赀买官的道路。
那么，徽商贾而好儒的原因是什么呢？
1.徽商所在地区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地区。
2.为了获得与经济地位相称的社会地位，需要以“儒”为外衣来包装自己。
历史上“徽商”因其通儒学，或亦商亦儒，和学儒致仕、科举为官的当朝权贵有许多共同语言。谈古论今，说文议道，多能坐到一处；也会在做生意之余，来点文化教育投资、修桥铺路的义举，赞助地方官员彰显政绩等来获得官府的支持，赚取民誉。况且许多附庸风雅或贪得无厌的封建官僚也想借助和这些商人的交往勾结，沽名钓誉，敛取钱财，中饱私囊或铺通仕途。而商人也就可借助官府权势的撑腰，垄断市场经营，甚而是变“民营”为“官营”，如明清时淮扬盐业、江南丝绸棉布，多为徽商垄断。“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
“徽商”的时代局限性
历史上的“徽商”也有其突出的时代局限性。其虽然投身商界，也基本能做到在商言商，但其思想意识深层，仍带有很强的农耕经济、封建文化和宗法观念色彩，重农轻商的小农意识还没有根本消除。因此古徽商在发家致富后，在剩余资金的投向上，往往多用于返乡建宅院、置田产、修祠堂，回到以农为本、耕读传家的老路上去，鲜有将大量剩余资金投入办实业、兴新学的。在这方面其远不如后来相继崛起的苏浙商人群体在近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具有的眼光见识。所以古徽商给今人留下的也只有那些雕梁画栋的深宅大院，或是宏大阴森的祠堂家庙，向世人诉说着昔日辉煌。浓重保守的小农意识和过分仰仗官府的思想，也是其在清末以后的近现代中走向衰落，几近湮灭的重要因素。
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徽商的兴衰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但是，“儒商”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却仍然值得我们总结回味，它对于我们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仍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新徽商”的崛起
当历史翻到当代，建国之初的计划经济使商贸流通的重要作用被忽视，徽商的继续沉寂，乃是时代形势使然，这也不独是徽商的遭遇。而当改革开放风起云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席卷中华的历史新时期，带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和历史传承的各地商人群体，尤其是粤闽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商团，乘势而起，千帆竞秀，百舸争流，蔚为壮观，并相继成为当今商海中叱咤风云的大船巨舰。相比之下，徽商苏醒的迟缓，崛起的滞后，常使人为之扼腕。
这期间，“新徽商”也曾掀起过一些微波，出现过一些亮点。如当年以“傻子瓜子”名世的年广久，虽曾轰动一时，但充其量不过是放大了的个体户，不久也就湮没了；史玉柱创办的珠海高科技集团也曾红火过几年，但近10余年来却也是几度沉浮，雄风不再。在安徽商界中鲜有能搅动中国商海的大商巨贾。人们不禁在思索：安徽商界怎么了？
令人欣慰的是，改革开放的春风春雨，市场经济的雷鸣电闪，毕竟已使安徽商界开始复苏、踏上征程。中部崛起的历史机遇，也使安徽商界终于再次找回了已失去多年的那种精于商道。不甘人后的传承感觉。（来源|《读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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