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王诤

编者按：在大银幕上为优秀共产党人光辉形象树碑立传，伴随着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不论是江姐、赵一曼、董存瑞，还是上世纪90年代的焦裕禄、孔繁森，新世纪以来的任长霞、杨善洲、郑培民、邹碧华等等……这些银幕上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观众。

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英模纪实和扶贫脱困题材中涌现的共产党员形象分外生动鲜活。与一般剧情片不同，依据真人真事改编，依据现有的历史材料描绘典型环境，艺术摹写、呈现其人其事，且片中主人公就是以传主的真名示人，都让这类反映优秀共产党员事迹的电影，共同汇聚成了意蕴丰赡的共产党人形象谱系，积极扩充了国产人物传记片的内涵与外延。

1978年3月18日至3月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文革”结束后，中国科学工作者的盛会，也是拨乱反正的重要突破口。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指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方向。大会闭幕时，86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发表了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并由著名播音员虹云当场朗读。会场上顿时响起一阵阵春潮般的掌声……

自上世纪50年代提出“向科学进军”，到此次科学大会提出“科学的春天”，直至当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施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中国电影人敏感地捕捉到了时代的变化——1979年，人物传记片《李四光》上映，该片由凌子风执导，孙道临主演。新时期的大银幕上，第一次立起了一位知识分子的党员形象，一时开风气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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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李四光》剧照，孙道临主演

纵观整个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出台和深化，以《人到中年》为代表，一批反映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面貌的影片纷纷出炉。1992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推出的《蒋筑英》可以说此类影片，特别是人物传记片中的集大成者。真正将新中国成立后，受党教育的一代知识分子形象立了起来。

作为拨乱反正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后，中国知识阶层的代表人物之一，蒋筑英在某种意义上看并没有钱学森、李四光等大科学家们的彪炳勋业，但他作为基层科研人员的身份，以及他时刻以《红烛》自励，刻苦攻关，教书育人的感人事迹，恰恰成为广大知识分子群体的缩影，进而引发了强烈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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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副研究员蒋筑英（1938-1982）。他编写了《彩色电视变焦距镜头技术标准方法》，设计了我国第一台电子分色机的分色特性及镀膜要求等，对我国电影、电视事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图文来源@光明日报

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石川就认为，“蒋筑英虽然是上世纪80年代的楷模人物，但在90年代初的一段时间内，社会上‘脑体倒挂’的现象还比较严重。《蒋筑英》的推出，也显现出电影人对时代症结与呼唤的回应。”

电影《蒋筑英》公映后，次年第1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1993)上，获得最佳故事片、最佳男主角两项提名，并最终摘得最佳编剧奖。在第一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 (1993)上，该片获得组委会特别奖，演员奚美娟捧得最佳女演员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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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筑英》剧照，奚美娟饰演蒋筑英夫人路长琴，巍子饰演蒋筑英

对于该片导演宋江波而言，这部《蒋筑英》同样是他执导履历上的一道分水岭——自上世纪八十年代登上影坛，宋江波连续执导了七部影片，多偏于艺术实验和商业类型上的探索，《蒋筑英》是他执导的第一部主旋律影片，却取得了社会与经济效益的双收。自此之后，他所执导的《灯塔世家》《灿烂的季节》《走向太阳》《任长霞》等电影，更是拿遍了几乎所有全国性重要奖项，并取得国际声誉。

值此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宋江波在长春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专访，恳谈如何将“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第一代知识分子”，搬上银幕的前后过往。以下以他的口述形式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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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蒋筑英》片头

【口述】

蒋筑英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品质，是影片的灵魂

我知道蒋筑英这个名字是在1982年，他去世当年。那时我正为《人到中年》做副导演，也是一部反映知识分子题材的电影，报纸和电台介绍了许多他的事迹。十年后，当我接到《蒋筑英》电影文学剧本的时候，他的主要事迹我已经模糊了，留下最深的印象是：英年早逝，白发人送黑发人，在全国引起过不小的震动。

《蒋筑英》可以说是我执导的第一部主旋律题材影片，记得当时我正在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送审《离婚喜剧》。时任局长滕进贤跟我有番谈话，“《蒋筑英》是局里资助拍摄的重点影片，希望你们很好地下去深入生活，拍好这部影片。再一点，就是要把影片拍得好看，受观众欢迎。不能造成一种印象，国家资助的影片观众不喜欢！”

当时和现在的情况不大一样，首先是一些业内同仁就认为这是“遵命电影”，另外观众也带着偏见，觉得看这种片子是组织观看，受教育去了。老百姓觉得不好看，恰恰是这类电影的痛点，滕局这句“拍得好看”，说到点子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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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筑英》剧照

长春光机所是蒋筑英生前工作过的地方，蒋筑英虽然是杭州人，但半辈子都生活、工作在长春，由长影来拍这个模范人物可以说是责无旁贷，舍我其谁。

剧本创作是我们厂的编剧王兴东，都知道知识分子难写，写科技知识分子更是难上加难。王兴东前期做了很多案头工作，后来有一次谈剧本的时候，他说，自己从报告文学大师徐迟那儿找到了灵感，“我不懂科学，但我可以懂得人，懂得科学家的为人，也就可以写一点科学了。”

对于科学家的专业我不了解，同样，大部分读者、观众也不了解。在适当表现他专业领域的贡献之外，着力刻画他的人生态度，他的情感生活，他的精神世界，这才是写活一个人的关键。

正是本着这个原则，据说他后来把剧本让打字员输入四通打字机时，打字员是位女同志，边打边哭……我拿到剧本也很感动，里面满满当当很多细节。

比如现在人看来，蒋筑英是个理工男，生活可能比较乏味，但实际他可以说是才华横溢，会说英、法、德、日、俄五门外语，在联欢会上曾用法语朗诵居里夫人的诗歌。

还有就是，都觉得知识分子是自了汉，或者眼高手低，但蒋筑英是出了名的“爱管闲事”——看见卖菜的黑板上写了错别字，就要给人纠正过来；为了一个抱孩子妇女挤不上汽车，他非要帮助母子上车，结果跟汽车售票员吵了起来……他嫉恶如仇，敢于伸张正义，对不正之风敢于斗争。这点真的是，刚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身上那股子正气非常可贵，单纯得可爱。

剧本很多细节我都在电影里有所呈现，这些可贵的品质都在小处，但以小见大，特别是同当下社会上的一些不良风气，恰恰成为一个对照。从这个意义上说，电影《蒋筑英》是常看常新的，起码现在看依旧会感动，肯定都有触动。

说回拍摄，拿到剧本后，我们摄制组的第一项工作还是来到长春光机所召开了若干个座谈会，并采访了蒋筑英的同事、同学、朋友、妻子儿女和许多熟悉他的人，渐渐地我们所要聚焦的那个东西清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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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筑英》剧照

比如在长春光机所，提起蒋筑英，人们都会谈到两个最大、最先进的实验室——光学传递函数测试实验室和x光望远镜检测实验室。正是这两个由蒋筑英亲手建起来的具有当时国际先进水平的实验室，奠定了长春光机所光学检测技术的基础。这两个实验室对当代工业制造业有什么样的意义，特别是和国家安全有多么重大的关涉，电影里多少点到了，懂的人自然懂。

再比如长春光机所的人原来都叫他老蒋。所谓“老蒋”，故去的时候不过是四十三岁。噩耗传来，先是震动了光机所。原定要召开一个二百多人的追悼会，开会的时候一千多人的大礼堂座无虚席。礼堂外面还自发地汇集了许多人，许多与老蒋生前有业务联系的单位都送来了花圈和挽帐，还派来了代表，追悼会开得感天动地。

这件事惊动了吉林省委，惊动了新闻界，首先是《光明日报》做了报道，随即大批媒体跟进，这就惊动了党中央、国务院。一位普通的中年知识分子的病逝形成了一股强烈的冲击波。自那以后，中央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改善知识分子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政策和措施。

可以说老蒋事迹的传播，不是秀才们笔下生花总结出来的，是所有熟悉他的人心底里的追思和缅怀，有一股世道人心的潜流。蒋筑英这个名字能够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淀下来，成为一个大时代转型时的注脚，自有他的人格魅力和独特的精神品质，而这必须成为影片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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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筑英》剧照

蒋筑英的家庭成分不好，但政治上一直要求进步。他去世前刚填写了入党申请书，去世后被追认为共产党员。蒋筑英的夫人路长琴给我们介绍，老蒋总是说，“是党培养我这么多年，我又是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我在业务方面、工作方面要踏踏实实做好我的工作。”当时社会上有一种民族自卑心理，说白了就是崇洋媚外，但蒋筑英是看到了差距，不悲观，不气馁，反而激发出更加发愤画强、改变祖国面貌的决心和力量。

在电影里，我们着力刻画了他爱国、爱党的这一面。特别是他参与同外商谈判那场戏，那一番有理有利有节的谈话，不仅令外商瞠目结舌，也说出了广大观众的心声，“我们中国的大门敞开了，要引进世界先进的设备和技术产品，但是我必须严正告诫那些把中国当作废品收购站和破烂市场的人！”

还有一场戏，当年正是流行出国潮。去成都前，蒋筑英在机场同一心要去美国工作的司马森（邵兵饰演）的一场辩论非常精彩，“我们有些物质条件是不如人家。正因为穷，我们才要变革，正因为变革，才急需人才。”他告诫司马森：“你最好不做国际候鸟，哪暖乎往哪飞，你的老巢在中国！”一腔爱国热情可以说溢于言表。这样的场面，拍摄的时候在场很多人都流下了眼泪。所以说这部电影，它是有筋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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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筑英》剧照

以情带戏，以戏生情

拍摄这样的影片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表现的主要人物是真人，而且是时间过去并不久远的真人，影片里出现的情节几乎都是有真实生活为依据的。如果离开人物太远，熟悉蒋筑英的人就会感到不像这个人，也会削减这个人物独特的个性魅力。倘若没有对这个真实人物的典型化艺术处理，就可能成为蒋筑英好人好事的流水帐，不能引起观众的共鸣，影片势必会索然无味。

我仔细分析剧本后感到，它是以路长琴接到蒋筑英“住院”的消息后千里奔丧为经，以路长琴、蒋筑英的父亲、同事、学生、女儿对蒋的回忆为纬，交织结构全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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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们假称蒋筑英生病住院，请路长琴去“看望”。

路长琴千里奔丧开篇就及时提了出来，成为全片总悬念，这时观众己经知道老蒋去世了，唯独路长琴还不知道，观众就会特别想知道剧情如何往下发展。从路长琴急着想去成都见丈夫，以及从她不安的种种猜测中，观众也就有了想要了解蒋筑英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的强烈欲望，这样妻子的闪回也就水到渠成。蒋筑英的形象塑造大部分完成于诸多人物的闪回之中，从而构成他的不同侧面。

影片中的闪回不仅仅是一种叙事手段，它更主要的是激发观众情感的情绪力量。现在时与过去时、过去时与过去时间都有着许多内在联系，使观众渐渐地被导入到精心营造的艺术氛围之中。最初的文学剧本是九个闪回段落组成，我担心段落太多把情节切得太碎，就把九个段落浓缩为现在的六个，每一段都是以老蒋与闪回人物为主展开情节，揭示他的精神世界。全剧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对抗性冲突，都是从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写起。

当时长影厂长阎敏军半开玩笑半认真跟我说，“这片子得感人，你得让观众大哭三次，小哭得有六七次。”我听了挺没脾气（笑）。接到任务时，手头上正在做后期的《离婚喜剧》，是逗观众乐的，一转脸又要拍个“大哭片”。思前想后，最后决定还是要呈现一个普通人的情感世界。

影片中着重表现了他的夫妻情、同志情、师生情、父子情，用比较多的笔墨表现了他的家庭生活，力图避免过去拍摄这类影片时一些比较概念化的东西。以情带戏，以戏生情，在人物的情感世界中揭示他高尚的情怀。我觉得处理好这些对影片的成功关系重大，观众容易被情感生活吸引，也容易被真挚的情感所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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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筑英》剧照

这里面，蒋筑英和父亲间的关系是全片感情波澜比较大的一笔。建国后，父亲因为历史问题被错判入狱，那时蒋筑英才15岁，可以说早早就背上了人生的包袱。他1956年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再晚一年，可能一辈子就耽误进去了。所以蒋筑英对于父亲的情感是复杂的，一方面他相信父亲的善良，也尊敬父亲；另一面他不理解父亲的“历史问题”，在当时，也必须要做到“划清界限”。

片中，我们设置了蒋筑英去世前去杭州见到了父亲（顾岚 饰），父子两见面，由长久不见的不自然，到谈心而逐渐打开心扉，相互关怀、彼此叮嘱，两位演员的表演回肠荡气，催人泪下。同时，一方面表现了拨乱反正后，“冤假错案”马上就要被纠正的社会氛围；另一方面也为片尾老人家获释后，白发人送黑发人埋下伏笔。

拍摄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我当年做《人到中年》的副导演，还是有些心得。那也是一部写中年知识分子的电影，表现的也不是什么大人物，却打动了亿万观众的心。

我印象最深的一处细节是，男主角傅家杰（达式常 饰）脱毛衣时，露出个汗背心，背心上磨破了几个洞。单就这个细节，摄制组后来收到了几百封观众来信，都表示这个点太抓人了，一看就是了解当年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那时我就深感《人到中年》的成功是靠现实主义创作的精神魅力，是编导把对生活的独特发现和表现，同观众的感知间引发了强烈的情感共鸣。

影片中的蒋筑英夫妇的夫妻情是一种中年人成熟的情感，不在于花前月下、卿卿我我，而是一种人生观和事业上的默契，以及一种心灵上的相互理解和撑持。于是我们挖空心思地设计了许多场面和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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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筑英》剧照

比如“夫妻夜谈”那场戏，蒋筑英光着脊背，不断地淌着汗珠，他不时地用大蒲扇扇着，伏在床上搞他的光学传递函数的设计。周围堆满了各种书籍资料，墙上挂着大幅的设计图纸，床里面还躺着熟睡的孩子，妻子路长琴坐在一旁的小板凳上为孩子缝被子。蒋筑英与妻子谈着去看他正在劳改的父亲，谈着他的光学事业，谈着科学家的爱情，谈着居里夫人。我想许多中年知识分子都熟悉这样的场面，他们会以更多的联想丰富我们的创作。

葛优说这个导演太会煽情了

《蒋筑英》是我拍摄的第七部电影作品。《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主演是刘威和倪萍，《女歌星的故事》主演是韦唯和张国立，《离婚合同》主演是冯巩和任梦，这些演员用现在的话讲，都是很好的cp，他们出色的演绎无疑给影片加分不少。

《蒋筑英》的男女主角由巍子和奚美娟担纲。我看过巍子之前演的电影《黄河谣》，对他银幕上的形象有印象。奚美娟之前演电影比较少，一般认为她的扮相不是很打眼。我之前的片子《城市假面舞会》《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都是在上海拍的，没事儿常去看话剧，那时奚美娟在上海话剧界就很有名了，我也非常喜欢她的表演，力排众议邀请她来演蒋筑英的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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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蒋筑英》奚美娟定妆照

我们仨当时先在北京聚首，奚美娟没有去过天坛，巍子和另一位演员毕彦君就带着她去了一趟，三个人在天坛还许了愿。等到一同坐车去成都拍外景，我就问这仨人都许啥愿了，一说都是希望咱们这个电影成功。我特别感动，正好他们仨都属羊，我就说你们仨啊，“三阳开泰”，这片子肯定得火。

电影《蒋筑英》的剧组确实聚集了一批好演员，尤其是巍子和奚美娟，两个人分别来自北京人艺和上海人艺，都是舞台上的台柱子，两个人来了剧组就摽上劲儿了，是拿出一颗心来塑造角色。他们到了长春光机所，主动去见蒋筑英的遗孀，和他的孩子们也是打成一片，这都是深入生活。而且在拍摄过程中，他们也参与进来，一场戏开拍前，大家先坐下来反复推敲，提方案设想。

现在想起来，那次的创作氛围真是特别融洽。比如我们商量着蒋筑英的卧室就是书房，里面要堆满书，蒋筑英应该是“埋首”在书里做研究，妻子在一旁做家务，两个人边做事边两天。可是拍摄当天，发现美工只布置了几本书在桌上，巍子就坚决要求把场景布置得合乎当初设想的氛围才肯拍。

奚美娟最好的一场戏，我觉得是她饰演的路长琴到了成都，得知丈夫过世后，给孩子剃头——过往，他们家都是路长琴给父子俩理发。孩子吵着要见爸爸，她就把理发时给孩子遮挡的白单子撑起来，唰的！一下又一下，从中间不断撕开，给孩子做孝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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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筑英》截图

这个场景是片中人物感情的总爆发，一路上娘俩隐隐约约感到了不祥，路长琴得知丈夫过世的消息后，也一直在压抑自己的悲痛，到这个点上，要把残酷的真相告诉孩子了，实在忍不住，情绪要宣泄出来，那撕开的被单就像是被撕裂的心。

事后二三十年间，还有不少观众给我提及这段戏，说看到这，眼泪简直就像从眼眶里被薅出来一样，止不住地流。葛优后来也看了这部电影，看到这也是一边看一边哭，说这个导演，太会煽情了。

我们在成都采访蒋筑英的一位老朋友孙国良时，他说:“老蒋结婚前，我们在光机所住在一个宿舍。他白天工作一天，吃过晚饭还进实验室，夜里12点以前他从来没有睡过觉，每天早晨5点钟准时起床背外语。我跟路长琴说过，一根蜡烛不能两头点，老蒋就是太累了，他在事业上和生活上都想做一个强者，燃烧得太快了。”

一根蜡烛两头点，应该说是蒋筑英一生很形象的写照。而且他生前就很喜欢闻一多先生的《红烛》诗，并常以此勉励学生和自勉。

我们在全片结尾设计了一个3000多名光机学院学生举着蜡烛悼念蒋筑英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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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筑英》片尾

那逐渐升腾的烛光闪烁的画面，配以柴可夫斯基的降b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激奋、高亢的旋律，把影片的视觉和听觉效果都推到了饱和点。柴可夫斯基的钢琴协奏曲，也有人称它为青春协奏曲，表现一种青春的光辉和坚强的毅力。这一观众比较熟悉的旋律的出现，是对蒋筑英生命力量和精神力量深沉的咏叹！

责任编辑：程娱

校对：栾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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